深圳:那些自由的灵魂
导语:

韩雨亭

夜幕降临,深圳华强北的繁华热闹仍未退却,穿着时装的年轻人依然喜欢流连于街道两旁装饰新潮的智能手机、电子和电脑产品的店铺,那里应有尽有,所提供的商品种类完全超乎你的想象。

这里曾是中国电子市场的风向标,也是全球电子产品制造中心和世界最大的电子元器件集散中心。“我从没感受过这样的活力。”张军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说。他是兰州一所电子学校的大专生,2015年9月份才能毕业,但他已经熬不住了,最后以实习的名义向学校请假,买了张火车票直奔深圳。

张军成为一名没有底薪的销售员,主要为电子商场那些电脑配件商铺招揽生意,每拉到一个客人,他便可获得十几元。这份工作很辛苦,每天顶着烈日站八九个小时,经常被拒绝和遭受白眼的感觉并不好受。不过这并不影响他对深圳的喜欢:这里与故乡的保守和沉闷形成了鲜明对比。“我认为,这里比中国任何城市都更加公平,大家都是外省人,只要你肯努力,就一定能获得成功。”张军说。他最爱深圳三件事:美食、酒吧及创业。尤其是在华强北,似乎每个人都在不停地为明天工作。昨天还只是扛东西的打工仔,几年后就成为老板,这样的励志故事不断激发他留在这里。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华强北逐渐声名显赫,它不仅是全球电子产品制造中心和电子元器件集散中心,更是中国最大的“山寨”手机生产地。鼎盛时期,每天有50万人次的客流量;每年有370亿元的销售额。

在相当长时间,华强北是深圳活力的象征,但也背负着山寨的恶名。这让深圳市政府略微有些头疼,近两年提出的“深圳质量”,就是为了努力改变这种印象。

网购的兴起,让华强北传统商户的生存模式发生改变,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正在形成的创客孵化中心,由于此前打下的技术基础和配套环境,让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创业者聚集此处。

深圳作为中国最年轻的城市,在短短的30年时间里,已然经历了两次成功的产业转型,虽然每一次转型都在惊惶失措中涉险过关。现在深圳正在进行第三次产业转型,而这一次浪潮的主角将会是谁呢?

华为是上世纪80年代末深圳创业浪潮的杰出代表,腾讯则是中国90年代末至20世纪初互联网产业兴起的代表。

有人认为,他们可能会来自那些拥有知识和国际视野、并躲在工作室里胡思乱想的创客们。

过去一年,来自美国的乔治(george)大部分时间在位于华强北的私人工作室里搞研发,这个工作室充满了浓郁的华强北色彩,很多设备购自电子市场、市郊小工厂和淘宝网店,很显然这里的创业成本远比美国便宜,他只需要再将所有部件组装起来,在电脑上编写操控软件。

此前,乔治在一家美国公司,派驻到深圳完成一个项目,但项目结束后,他并没有选择返回美国,而是决定留在深圳,成为一名“创客”(maker)。动手制作东西是乔治的兴趣所在,这爱好促使他辞去了工程师的工作,和几位中国好友共同创办了这家硬件创业公司,并获得了大笔投资。乔治认为,深圳才是最适合工程师、创客和硬件创业者的地方,甚至超过硅谷和纽约。

移民城市最适宜创业。根据统计,深圳的城市移民率在95%以上,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56个民族均在深圳有常住人口,外籍人士超过了2万并仍在增加,临时居住人口超100万人。“来了就是深圳人”这句话已经成为了这座移民之城内在价值观,更成为了这座城市活力的象征。

世界著名房地产咨询机构——仲量联行发布“2015全球城市发展动力指数(以下简称‘cmi’)”显示,深圳位列第四,前三名分别是伦敦、圣何塞、北京。

市场化基因

郭万达1992年从天津来到深圳,他曾经在政府部门工作,后来下海创业,最终进入到了中国最早尝试市场化运作的智库——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任职,并常年与政府打交道。他认为,深圳最大的魅力不是别的,就是市场化。

最初从天津到深圳时,郭万达颇费周折,他想从南开大学调出来,不但学校要管,市人事局也要管。到了深圳之后,他体会到了深圳的自由:今天在政府工作,明天下海,后天干研究,你可以随意,没人管你,原来认为户籍很重要,在这里似乎不那么重要。“现在深圳特区建立已经35年了,它早前20年的实验,创造了‘这个第一,那个第一’,说白了最大功劳就是打破计划经济建立了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最大的本质就是:所有经济活动的活力是来自于市场、来自于民间,而不是政府。”郭万达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说。这是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和移民城市最大特质,在中国别的城市,你无处不在地能感受到政府的力量,然而到了深圳,感受完全不一样。“我下海的那两年,根本不关心市长是谁,市长说了什么,只关心税务部门和银行,因为只有他们与我利益攸关。”郭万达说。在他看来,这得益于深圳此前的市场化改革,已经将很多政府工作改没了,而一直在计划经济思维影响下的中国其它地区,大多是强势政府,触角无所不及。

纯粹市场化作为价值导向,成为深圳立身之本,激发了民间无穷的创造力。

华为的故事就是深圳第一轮改革开放的生动样本,任正非在参加2015年达沃斯论坛时谈及了这段历史,当时他作为军人从西安转业至深圳一家国企上班。萌生创业的念头,正是起源于1987年深圳市政府一个红头文件:鼓励民营资本进入高科技行业,但要求有五个股东,注册资本不低于两万块钱。任正非看到了机会,东拼西凑了两万元在1988年创建了华为。

同时期,允许民营资本进入高科技行业,在中国其它地区几乎是“天方夜谭”,但在深圳却完全放开和鼓励。也正是这种开放的态度,成就了一个年销售达两千多亿的全球化企业。现在很多八、九十年代到深圳创业的人,都感念于那个时代的开放与包容,各种怀揣梦想的人到了深圳,政府官员、科研人员、知识分子和打工者,他们都在这座城市找到了自己的角色。郭万达认为,这不是说政府不管,而是改革释放了市场活力,今天凡是看到成长起来的华为、中兴、腾讯、万科等深圳企业,都是在那样的土壤当中孕育而生的。

“这些自由的灵魂,犹如一颗颗种子,到了深圳这片健康的土壤生根发芽,恣意生长出了五花八门的树木,长成了一片森林。在这个森林里有各种树木、灌木丛,有老虎、狐狸,这就是它的生态环境,以及它自身的活力。”郭万达说,只要深圳市政府坚持改革的道路,未来还会不断涌现新的大企业,并孕育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这是一种基因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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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成立的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就是一个案例。当时深圳市政府没有研究室,也没有设立社科院,深圳市政府一位主要领导提议办一个像外国那样的“脑库”。这个脑库怎么办呢?深圳市政府的主导思想是:第一政府可以支持,但不能让政府圈养着,只给你划一块地,其他的不管;第二必须独立,得自己有思想;第三你自己得有个运行机制。

“我们机构采用了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并没有党委领导下,而是理事会领导下。在25年前,可想而知胆子得有多大。”郭万达说。如今,虽然郭万达本人兼着党委书记,但是他的名片上,并没有写党委书记。而正因为不是政府的“亲儿子”,所以不用事事都听政府的,这种机制让这个机构在研究课题和市场竞争上有了活力。

这或许是当时深圳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前段时间,郭万达拜访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陈锦华,陈老给他提出了一个规律,翻开中国版图,按“强政府”和“弱政府”来划分就不难发现,但凡所在地区经济繁荣、生机勃勃、市场活跃度高,肯定是“弱政府”,但凡经济落后、社会文化和思想趋向于保守,那里肯定是“强政府”。

尽管深圳从政府到民间都十分强调“市场”,但不代表政府对市场毫无作为。事实证明,深圳的三次产业转型,都离不开政府在产业政策上面的引导作用,尤其是在技术模仿阶段,一些战略性的新兴产业,政府适当作为产业的超前布局是能起到一定作用。郭万达将深圳政府层面的产业政策总体定位为“亲市场”,在制订任何产业政策时,必须先由市场确认,有了一定苗头,然后再从政府层面进行推动,对产业认知和扶持手段相对到位,最后决定力量交还市场。

这种模式有别于中国其他一些省市政府,很多情况下,凭借主政者的主观意志,结果成了反市场行为。深圳也曾经犯过相同的错误,有过失败的产业政策,曾经引进led和扶持过所谓“百亿集团”,最后都以失败告终。

这些失败案例说明政府不是万能的。郭万达说:“幸好深圳的市场力量很强大,即便政府做的东西失败了,也不影响市场的成长,井水不犯河水。而在其他省份,由于政府的力量很强,如果一旦失败,就会涉及全局。”

行政特区:下一步活力之源?

客观而言,今天深圳的社会环境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在深圳南山区任职的一位主管经济的政府官员说,他在评审创新项目时发现,这几年让人眼前一亮的初创型项目没以前多了。他认为,这可能与创业市场竞争压力太大有关系,说白了,在深圳敢想敢干的人少了。

深圳市政协委员金心异认为,深圳的综合创业成本有些过高了,这为深圳后续发展留下了一个很大的隐患。虽然目前深圳的实力比当年更强,但很明显创业动力已经不足,有活力的中小企业,已经没有了野蛮生长时期那样广阔的发展空间。

上个世纪80年代,深圳的很多改革都是“事后追认”,深圳先行先试,中央事后确认,这给地方预留的改革空间与主动性都很大。从90年代中期开始,深圳想推进的一些改革,不仅难以事后追认,改革方案获批的难度也加大了。深圳社会自身也出现了难题,阶层利益也开始趋向于固化,改革意愿也并不强烈。“无论你想怎么蹦跶,天花板已经摆在那里了,作为地方能怎么办?”深圳市人大代表杨勤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说。

2013年,杨勤写了一份文件,建议中央将深圳定位“行政特区”,而不只是“经济特区”。所谓“行政特区”,简言之就是赋予深圳与香港相同或相近地位。这无疑是一个大胆的设想。杨勤认为,“深圳到今天已经无路可走了,既然目前中央有强烈的改革意愿,那么可以赋予深圳新的法律和政策,两个方面打开决口。”在他看来,也唯有这样才能让深圳和香港,站在相同层面进行比较和融合,形成深港合作一体化,进而形成粤港一体化。

杨勤认为,中央应当赋予深圳一定的刑法空间,只要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由深圳具体制订,比如涉及食品安全、交通肇事、危害公共安全等,这就能“破了很多东西了”。

深圳第二任市委书记吴南生,曾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深圳在人大政协上空白十年,初衷是想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留下一定的试验空间。到了1988年,深圳市也曾组织法律界人士,准备参照发达国家的经验,让深圳政治体制改革“先走一步”,但最后无疾而终。

尽管深圳的改革步伐无法与上个八十年代相提并论,但与中国其它地区相比,深圳的改革步伐依然走在前面,最令人瞩目的是深圳正在构建的“法治政府”以及接下来的一系列司法改革。

2014年,深圳市加快了建设“法治城市”步伐,全面深入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积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目标很清楚:建成一流法治城市,让深圳政府系统成为一个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

为了构建“法治政府”,深圳在提高政府人员的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完善和提升法治政府指标体系、考评力度以及提升法制机构的作用和影响,包括法治人才选拔方面都作出了很大的努力。

司法改革被称为最为坚硬的“领地”,深圳的法院系统迈出了改革步伐,提早在区一级的法院进行了审判长负责制和法官职业化的实验,现在已在全市推行。深圳检察院作为广东省体制改革试点,目前正在大刀阔斧的改革,多项改革基本落地,最大亮点是去行政化,检察官曾经拥有的行政职务被“一抹到底”。

根据《深圳市2015年改革计划》的部署,深圳还要在司法改革上落实更多措施:包括审判权运行机制,全面推行主审法官、合议庭为核心的审判机制;办案责任制,防止内部不当干预制度,建立非职务行为过问案件的记录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

“我认为,构建法治政府可以一定程度解决政府权力的规范化行使问题,厘清政府权力的边界,简政放权,激发市场活力,但根本还是要培育社会活力。”金心异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说。

深圳市政府意识到了社会组织的作用,几乎每个区都在着手建立了相应的“孵化器”。经济观察报记者在位于上步南路的深圳社会组织总部基地(福田)看到,几十家各种类别的社会组织驻扎在三千多平米的空间办公。

相对于此前的抵触,深圳市政府对社会组织转换了一种态度,更多采用了“政府支持、社会运作、多元互动、合作共赢”的运作模式。从2004年深圳启动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改革以来,深圳不断大幅简化登记程序,为社会组织“松绑”,社会组织数量快速增长。目前,深圳注册社会组织已经达7484家。近四年,深圳社会组织数量年均增长率达24%,处于中国领先水平。

“深圳的民间公益组织多元、自主、活跃,它可以作为社会生机的样板。”深圳公益人士高逸川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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