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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从哪里来 要往哪里去
2015-05-05 15:48 来源:经济观察报 作者:刘刚 编辑:经济观察网
导语: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从人类直立时就已开始,人兽之别,在于人生而自由。

刘刚/文

 

历史学里,有一种史观,叫做“地理决定论”,曾经很流行。然而,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它却过时了。因为人类的生存状态,已不再受制于相对封闭的地理空间,地理因素对历史的影响也不具有决定性了,信息化生存超越了地理性的历史空间。

 

人从哪里来

 

直到20世纪以前,地理因素对人类文明的影响都举足轻重,虽然其影响不一定是根本性的或决定性的,但其重要性则不容忽视。当然,地理因素再怎么重要,也比不过人自身。

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物”,但人生而自由,却不是由一方水土养出来的,而是放之四海而皆准,正如不管在地球的哪一方水土,所有人都要直立行走,不管受怎样的地理因素影响,几乎没有人不会自发地使用石头,在决定文明的基本面上,一方水土的作用,理应排在人的本质之后。

可不同的水土,还是会产生不同的文化。文化类型,一般来说,跟产生它的地理环境有关,人的本质虽然决定文明的基本面,但文化还是人类适应环境的产物,有着鲜明的地域特征。

例如语言,人类无不使用语言,这是文明的基本面,但地域不同,人的语言也不同,则属于文化范畴。地理环境的制约性,更多地反映在文化的类型方面,而非体现于文明的基本面。还有,人的植物性使人类从采集走向农耕,人的动物性使人类从狩猎走向游牧,这些都是文明的基本面,但不同地域之人,究竟以农耕为主,还是以游牧为主,则取决于地理环境,并由此形成与之相应的文化类型。

如果要谈文化,那就必须从文化的地理环境开始;要谈原始文化,理所当然,就要从原始人生存和发展的地理环境开始。受了进化论的影响,一提起原始人就以为是类人猿,其实“原始人”,并非从猿进化到人过程中的类人猿,而应该是那些跟文明起源有关的人。

这些人从哪里来,往何处去?他们当年应对气候变化的选择,直到今天,还在影响着我们的命运。确切地说,他们来自东非大裂谷,地球上那条最大的断裂带,看似伤疤,一条硕大的“刀痕”呈三角形,位于三点之间,南点莫桑比克入海口,西北点位于苏丹约旦河,北点可入死海。裂谷纵贯南北,将肯尼亚裂开,恰与横亘的赤道相交,故有人称“东非十字架”,似乎隐含了人类起源的密码。

据说,三百万年前,就有类人猿出现,那时,冰原正以北极为中心往陆地扩展,每数万年为一周,地球进入冰河期,降雨骤减,森林变草原,采摘变狩猎,猿人濒危也!从150万年前开始,走出大裂谷,转往海岸,获取海洋食物。他们走过红海,走向欧亚大陆,不止一次上演着直立人的“出非洲记”,并在欧亚大陆上留下了他们迁徙的痕迹。其中有一支,约于40余万年前后,来到了欧洲,1907年,考古人在德国海德堡附近毛尔距地表24.5米的砂层中发现了他们,称之为“海德堡人”,乃尼安德特人祖先。入亚两支,为北京猿人和爪哇猿人。从遗存来看,爪哇猿人寥寥无几,而北京猿人则可谓大观,可以说世界各地发现的那一时期的遗物都不及北京猿人多。可他们却在20万年前突然消失了。再次出现在周口店龙骨山一带的北京人是山顶洞人,这些人有可能是人类原始的“北漂”一族。关于山顶洞人的种族,德国人类学家魏敦瑞对出土的三件头骨作了识别,指出,老年男性头骨的测量指数很像欧洲的克罗马农人,据形态观察又可确定为蒙古人种,而两件女性头骨,一为美拉尼西亚人类型,另一为爱斯基摩人类型。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共处一洞,同居一穴,组成了一个新的血缘族群——北京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他们来自北京猿人。

但有可能提供证据的,倒是从大裂谷中两次出走的新人类。第一次,是在12万年前的一个间冰期的温暖时代,新人类经由西奈半岛进入新月沃土区,却遭遇了9万年前的那一次急遽寒冷,沃土沙漠化,使得这支新人类再度消失,究竟是灭绝了,还是回归了,抑或早已四海为家,遍地开花?须知新人类拥有两三万年的时间,什么人间奇迹都有可能发生,从天堂到地狱,从地域到天堂,可以有好几个来回,故灭绝一说似不可轻信,也许他们之中也有人来到了北京参与了山顶洞人?暂留此一问。证据较为确凿的,是8万年前第二次出非洲的新新人类,分子生物学和人类遗传学证明,他们就是当今世界所有人类的祖先,最有力的证据便是基因——母系血缘的“粒线体夏娃”和父系血缘的“y染色体亚当”。

基因便是证据,虽非尽善,若无更好的证据,我们还是应该相信来自基因的判断。用基因技术溯源,指出人类从哪里来,比用比较解剖学的类比所作的猜想式的猴子变人要靠谱得多。在传统进化论中,尽管人类放下了万物之灵的高贵身段,愿意屈尊为来历不明的猴子的子孙,决然以科学理性取代宗教信仰,直奔真理而去,结果,反而远离了人的本质。基因分析,使人类从此告别猴子,就像柏拉图的灵魂、亚里士多德的最高形式和牛顿的“第一推动力”,顺着思想的逻辑,我们仿佛又通往了上帝。

因为科学的价值在于实验和实证,如非实验和实证,而又必须以假设和猜想来解释,那就没有必要非得强调所谓的“科学性”,因为科学在猜想方面并不真正具有优势,多半是科学的文学化,反倒不如哲学的诗意化和宗教的神学化。我们之于后者,并不要求它们必须拿出证据来,它们可以是主观的表达和主体的选择,而科学则必须拿出证据来,必须以实验和实证来表达。如果来让我们做一个具有伦理意义的选择:如果人类的起源需要有一个终极的假设,那么我们是选择猴子还是选择上帝?回答不言而喻,当然选择上帝。作为一种价值取向,选择上帝,使人更接近万物之灵的本质,更能体现人是万物尺度的价值,更何况基因检测已证伪了人类起源于猴子。

 

灵性第一步

 

“原始”是什么,是蒙昧吗?启蒙主义者历来这么认为。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看,所谓“原始”,首先跟本原有关,其次跟创世有关,而原始人,就是直立本原,创造世界的人。

自从拿起石头,人类就站立起来,在苍茫大地上开始自由行走,追逐猎物,从日出到日落,从天亮到天黑,追随日月星辰,跟着人类的宿命走。人类抛出石头,那一条美丽的抛物线,就能击倒猎物,连豺狼虎豹也要逃走……苍穹之下,人类终于站稳了,人类可以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了。

人类站立之初,想必成了猛兽的笑料,刚站起来的人类,不仅丧失了奔跑的速度,还摇摇晃晃,跌跌撞撞,成了猛兽最容易捕捉的猎物。可人还是站起来了!无依无靠,直立行走。想想看,人类下了多么大的赌注?人一站立起来,就抱定了要么从万物中消失,要么成为万物的尺度。

人的命运使他天生就不愿意在自然循环里被万物同化掉,不愿意像所有动物那样在大地上低着头,更不愿意像所有植物那样把根扎在地里一动不动没有行走的愿望和自由。人的选择是,既要像大树那样向着天空直立起来,又要保留自己在大地上追逐猎物尽情奔跑的自由。当猛兽扑向刚学走路的人类时,人类很可能就像幼儿天真烂漫的蹒跚行走一样,那初步行走的姿态有多么危险和可笑,可人类居然就这么走出来了。

不知道人类为了直立行走究竟做了多大的牺牲,不过可以试想一下,也许别的动物也曾尝试过直立行走,可一旦猛兽追来,为了逃命,那动物又改回四条腿了。究竟是什么使人类在生死关头还能坚持直立行走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自由,生而自由,那是要成为万物之灵的人而不能没有的自由。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从人类直立时就已开始,人兽之别,在于人生而自由。

自从人类拿起了石头,石头就被人赋予了自由,人与动物之间,从此就改变了时空尺度,从以奔跑的腿为尺度,到以飞石为尺度,腿的尺度变成了人的尺度,人生而自由应该是万物的尺度。

柏拉图在《泰阿泰德篇》里说:“如果人是万物的尺度,那么辩证法是无用的。”对于手里拿着石头的直立人来说,辩证法的确是无用的,你让他们来选择,他们宁可选择普罗泰戈拉在《论真理》中说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存在时万物存在,不存在时万物不存在。”

辩证法是有用的,这还用解释吗?但它有适用范围,要有边界,而且有必要加以说明。辩证法适用于语言和思辨领域,因而有对话辩证法和思维辩证法,超出这些范围,也就没什么用了。试想一下,那些生而自由的直立人,想一想他们追逐动物时那种万物之灵的姿态——矫健如龙,还需要辩证法吗?

几乎所有的动物都不知道有万物存在,因为动物的存在方式都是被自然一次性给定的,只能在固定的自然循环中感知与其食物链相关的他物存在,唯有人能超越自然循环而感知万物存在。因此,让我们暂时放下柏拉图,跟着普罗泰戈拉再说一遍:“人是万物的尺度,存在时万物存在,不存在时万物不存在。”万物之中,惟人豪迈,除了“我思故我在”,还有“人在万物在”。

古希腊哲人有句名言,叫做“人的理性为自然立法”,可那是理性时代的说法,而在新石器时代,人类理性未萌,但灵性已开,不是人的理性,而是人的灵性为自然立法,灵的宪法就是神话。神话世界是灵的世界。灵赋予人的精神追求,可以为神,为英雄;灵附在物上,可以为仁兽,为嘉木。

今人常犯一个错误,就是常常用理性去评价灵性,结果,往往就是以理性贬低灵性,将人类迈向文明的第一步,看作是人之初,而未能真正意识到这正是人成其所以为人的决定性一步。迈出这一步,就意味着人从自然界里走出来了。迄今为止,人类所有的进步都是在文明体系内取得的,只有这开启文明的第一步是在文明以外迈出的。那时,人生而自由,束缚人的制度性枷锁尚未形成。但是,再后来,当直立行走,被作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要求而被体制化以后,人从此就在体制内了,虽然还在直立行走,却忘了生而自由,成为群众一部分,异化为民了。体制化的王和帝,也不再是个体,他们成为统治者,化为王制或帝制,当体制化成了人的习惯后,人反而像动物一样在权威面前匍匐、下跪和低头。

 

人往自由去

 

普罗米修斯是古希腊神话中象征自由意志和悲悯心的神,而凯撒则是古罗马历史上最具有权力意志象征的统治者。

20世纪最有影响的俄罗斯思想家尼古拉·别尔嘉耶夫说,普罗米修斯是自由人和解放者,同时也是暴君和奴隶。他这样一说,就说到了革命者的本质,因为革命包含了这一切。暴君和奴隶,看似天渊之别,瞥如云泥,其根本是一致的,它们都从自由人转化而来,都是以革命为契机,都基于生命本能中与生俱来的权力意志的得与失。

普罗米修斯用火,用从神的世界里偷来的天火,也许就是从紧握在众神之神宙斯手里窃取的闪电,那拥有最大能量体现最高权力的全能之火,照亮了人的自由意志。自由意志不光以革命的方式实践人自己,还要以革命理想召唤并推动自由意志转向权力意志,进而实现其统治。

征服与革命,是人的权力意志实现其统治的两种基本方式。如果说征服是权力意志的恶性膨胀,那么革命则多少还能算是权力意志的合理追求,但它们都不能给人自身带来真正的自由。

神话传说中的革命者普罗米修斯不能,历史活动中的征服者凯撒也不能。别尔嘉耶夫说,凯撒也是奴隶,是世界化的权力意志的和大众的奴隶。奴隶们簇拥凯撒登上权力的峰巅,可别忘了,奴隶们还可以推翻他,推翻一切所谓的“凯撒”。仿佛命运如此,凯撒只能受限于厄运,一切对他都是既定,他不能成为自己,不能限制自己,在自己的去路上,他永远得走下去,一直走到丧钟敲响的时刻。

普罗米修斯式的自由,与生俱来,那是未经道德应允而且不受法律约束的自由,是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的自由,是可以偷盗与反叛的自由,诸神已惯于不论是非,不分善恶,不辨真假,只管成败。普罗米修斯的卓越在于,他还是个关注人类命运的神,为此,他不惜发动革命,为之献身,给人类树立了一个革命者的榜样,马克思称他是“哲学的日历中最高的圣者和殉道者”,如此赞美,显然是把革命当作了最高的目的。革命取代自由,手段僭越目的,高尚往往是异化的开始。

人因其生而自由而天然的具有革命性,这本无可厚非。不过,人因自由而革命,但革命却不能保障人自由,人为自由而斗争最终失去的恰恰就是自由,对此我们应有所警惕。即使斗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也只能确保胜利者成为统治者而难以确保胜利者因胜利而自由,因为自由从根本上是一种个体人格,它不仅远离奴隶状态,也远离了统治者。统治者没有个体人格,奴隶也没有,唯自由人有个体人格,即便整个世界都想奴役它,摧毁它,它还是要说“凯撒归凯撒,我归我,我与我周旋久,宁做我”!

凯撒式的自由是统治者的自由,那是一种将个体自由意志转化为权力意志的自由,将一己权力意志转化为帝国意志的自由。这样转化,在我们看来,就是自我奴役,一旦走向权力,便是通往奴役的开始。如果说普罗米修斯的自由只是有可能通往奴役,那么凯撒式的自由则必然通往奴役。普罗米修斯被钉在岩石上让鹰来啄食,那不是被奴役,而是为自由而斗争,是革命必须的代价,普罗米修斯最终能与宙斯和解,有可能为神和人的和解找到另外一条出路,那就是通往立宪之路,在这条道路上,人类一步步回归自由。

人之于自由,无论普罗米修斯式,还是凯撒式,都会有迷失,或迷失于革命,或失足于帝国,使暴君和奴隶不绝。不过,我们还是从普罗米修斯与宙斯的和解,看到了革命与统治之外的第三种方式——契约。在契约里,受到节制的自由意志只能转化为法权形式的个体权力,即使神如宙斯,人似凯撒,行使权力,也必须适度,而且要合法,因为在他们的头上,除了命运,还有更高的权力,那就是通过人们协商生产的宪法。

(作者近期新书《中国近代的财与兵》,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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