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的“后帝国”重生
2015-04-27 14:10 来源:经济观察网 作者: 编辑:经济观察网
导语:虽然俄罗斯要为它在乌克兰问题上选择的对抗付出巨大的代价,但西方也要为僵局及其导致的冲突承担一定的责任。

帝国之后


刘波/文

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同人眼里也有不同的俄罗斯。对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的认识,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切入。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至今还没有从苏联解体造成的冲击波和眩晕中苏醒过来,国人最为关注的是苏联解体的原因、对苏联体制的评价、苏联体制留下的后遗症,以及中国可以从中吸取哪些“经验教训”。对西方人来说,俄罗斯能不能完成向自由民主制和市场经济的转型,能不能同邻国保持和平友好关系,这些将如何影响西方的利益,是最重要的问题。

在这样的话语环境中,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莫斯科中心主任、俄罗斯人德米特里·特列宁所著的《帝国之后:21世纪俄罗斯的国家发展与转型》一书,有一个独辟蹊径的之处:它选择了“后帝国”这个角度来诠释1991年之后的俄罗斯。在这里,核心的观察角度不再是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不再是从“极权”到“民主转型”,而是从“帝国”到“后帝国”。作者探讨的核心问题是,苏联解体意味着,一个有着500年历史的大帝国落幕了,在此之后,俄罗斯将何去何从。

显然,俄罗斯要把自身重建为一个“民族国家”。虽然我们更熟悉民族独立之后的民族国家构建,但“后帝国”的民族国家构建并非没有先例。曾经的海洋帝国葡萄牙、荷兰在丢失海外殖民地后,都转型成了民族国家,二战之后的英国和法国也都经历了这个过程。俄罗斯的这场转型有个相对不错的开始:帝国的瓦解基本是平和的,没有像英、法那样,曾经绝望地试图以海外战争挽救帝国的终结。但这场转型目前还没有实现完美的结局。

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转型,意味着一种根本性的蜕变。帝国是一种超国家的政治组织形态,通常存在于前现代。帝国总是担负着某种普世性的使命。在历史上,俄罗斯就有救世情怀——在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后,莫斯科自认为是“第三罗马”,是基督教世界复兴的希望所在。而在20世纪的革命之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个名称,就显示着它是普世事业的一部分,是通往未来的全球共产主义的一个步骤——只是斯大林借着这个普世工程的外衣重建了帝国。帝国曾是俄罗斯的骄傲。冷战期间,苏联虽然猛烈抨击“美帝国主义”,但其领导人心底里其实为自身在世人眼中的“帝国”形象而满意。

但是,帝国虽然意味着荣耀,也意味着更大的负担。帝国是一个大熔炉,需要把不同语言、宗教、文化的人群融为一体,需要处理中心与边缘的关系,需要负起提供“公共品”的责任。对于苏联来说,这种“责任”一度是全球性的。苏联曾经给这个世界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莫桑比克甚至把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作为国徽的部分元素。曾几何时,从埃及、安哥拉到越南、古巴,天南地北的国家都接受苏联援助,得到苏联顾问的指导。而今天的俄罗斯不再享有帝国的威名,同时也摆脱了帝国所背负的包袱——摆脱了这些浪费苏联财力的海外“无底洞”,也让俄罗斯人感到了解脱。

对俄罗斯来说,帝国的终结确实意味着一种健康重生的可能。通常,帝国的只能以一种方式来统治——专制。“陆地型帝国通常拥有一个威权政府,统一的疆界不允许在宗主国地区实行议会民主制,而在海外占领区实行殖民统治,”特列宁写道。基于此,他认为,苏联的解体对俄罗斯来说是一种解放,而且解体采取了基本不流血的“软着陆”方式,更是“上天的眷顾”。在他看来,在帝国解体后,俄罗斯得到了重新认识自己的机会,需要找到自己在全球的新角色、新位置,在战略上重新规划和实现积极的复兴,成为全球社会中有尊严和贡献的一员。

不过,这个过程不是甜蜜的,而是充满苦涩的。俄罗斯曾经天真地相信自己将融入西方,叶利钦时代的外交部长科济列夫甚至宣布俄罗斯不再有自身的“国家利益”,但俄罗斯收获的却是自身战略空间的收缩和影响力的衰落,以及向着一个二流国家的沦落。俄罗斯不愿再作为帝国而存在,但这并不代表它不想成为强国。为了重拾强国梦,俄罗斯在普京时代重新调整。虽然特列宁称普京政府为“新沙皇”式的政府,但它已不存在征服“帝国失地”的强烈愿望——“当前俄罗斯更多是内省,而非扩张。”

这也许不仅是俄罗斯政府的主观选择,也是客观形势所迫。目前,俄罗斯受困于严峻的国内经济与社会问题。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人平均寿命缩短,低生育率、高死亡率和医疗水平下降,让人口减少成为长期趋势,同时大量高技能劳动力移民国外,造成脑力流失。从体量上看,俄罗斯已经不能称为全球经济的一极,其gdp仅占全球的2%。由于缺乏工业、技术和金融潜力,除了能源业之外,俄罗斯在其他方面毫无优势。由于成书时间较早,特列宁所没有写到的是,国际油价下跌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俄罗斯经济现在每况愈下了。

同时,俄罗斯在它旧日“势力范围”内的影响力也在缩减。苏联的各个加盟共和国在独立后都把关注重点转向本国事务,同时也在重建本国的民族主义叙事,这让人想起了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所说的,冷战后的欧洲新独立国家都在通过重构历史,来构建本民族的独特神话。而这一过程可能与俄罗斯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发生抵牾,因为这涉及到新国家如何对待国境线内的俄罗斯族人。在今天的乌克兰,我们可以看到民族国家整合进程的失败,以及由此导致的流血冲突。

特列宁写道,除了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之外,俄罗斯人现在在心理上都已经把波罗的海三国、南高加索各国、中亚各国都视为“外国”。普京政府有意识地对这些地区采取不同策略。俄罗斯不要求统治权,但要求尊重俄罗斯敏感的安全问题,并让它继续在经济和文化领域扮演领导角色。但显然经济实力会限制这一战略的事实。如果俄罗斯经济继续衰退,它将逐渐只能吸引邻国的低端劳动力,而邻国更愿意与西方、日韩、中国甚至土耳其、伊朗发展高端的经贸关系,与俄罗斯逐渐离心离德。俄罗斯想重新把自己的身份定位为“欧亚”,但如果没有经济基础的支撑,俄罗斯的“欧亚共同体”构想可能只是一场幻梦,而它可能从该地区的核心一极变成边缘国家。

不过特列宁总的语调还是保持乐观的,他反对把俄罗斯衰落视为必然,然而我们可以推测,在2014年的乌克兰冲突之后,他的看法的悲观一面会加强。本书写于这场冲突之前,不过我们可以从特列宁后来的文章中了解他对此的想法。他在英国《卫报》发表的文章里写道,克里米亚危机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导致一场“新冷战”。和基辛格等人的分析相同的是,特列宁强调,俄罗斯人从来没有把乌克兰视为一个外国,它无论何时都是一个“小俄罗斯”,而为了让乌克兰不加入北约,俄罗斯只能支持克里米亚的分离主义分子。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矛盾最终激化为两国之间的摊牌。

流血冲突的责任应该完全由俄罗斯来承担吗?特列宁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根本的病因在于,西方与俄罗斯之间在冷战之后存在一些长期纠结、不能解决的问题,如乌克兰如何实现内部整合,俄罗斯族人在各个新独立国家的权利如何得到保障,俄罗斯是否可以融入西方共同体等等。虽然俄罗斯要为它在乌克兰问题上选择的对抗付出巨大的代价,但西方也要为僵局及其导致的冲突承担一定的责任。

不过,与中国的良好关系也许是俄罗斯外交的一个亮点。特列宁遐想着,假如起彼得大帝于地下,这位富有改革意识的皇帝,将再次从莫斯科拔营而起,把首都迁往太平洋沿岸的符拉迪沃斯托克,这这里作为俄罗斯在21世纪实现现代化的大本营,将融入东亚作为俄罗斯的未来方向。然而现实是,俄罗斯社会对它的亚洲地区仍不甚重视。

如果说俄罗斯不重视亚洲的话,中国也不重视俄罗斯,两国之间存在着深重的陌生感。尽管分享着漫长的边境线,但多数中国人把俄罗斯视为一个遥远而神秘的国家。俄罗斯学在中国也不是显学,中国知识人把目光主要投向了欧美。中国史学有个长久的传统是,在一个朝代灭亡之后再盖棺定论,这样的思路或许也影响了我们的俄罗斯认知——中国人至今集中感兴趣的是苏联史,而1991年之后的俄罗斯,只是被视为苏联解体的余波,这场转型自身的独特性和丰富性,并没有得到足够的体认。

我们还可以关注的是俄罗斯在中国公共舆论空间中的形象。很多时候,不同的人出于自己在国内政治争论中的需要而去人为地建构俄罗斯,甚至走极端:一个极端是把普京奉为为一个敢于“亮剑”的强人来崇拜,另一个极端是对俄罗斯的全盘否定,仿佛中国过去一百年里走的弯路都是“以俄为师”的恶果,其中甚至夹杂着对俄罗斯一定的妖魔化。

在西方,也存在这种把俄罗斯本质化、单向化理解的倾向。特列宁调侃说,在西方媒体的漫画里,代表其他国家的符号都是多种多样的,唯独俄罗斯始终是一头北极熊,就像是一条不成文的法则。“你无法拥抱一只北极熊,”西方人调侃说,但这样的理解也葬送了和解的可能。

在乌克兰冲突后,普京的支持率一直高涨,西方对此很不理解。特列宁在《卫报》的文章中这样解释:不是俄罗斯人没有认识到与西方冲突很可能反伤自身,而是俄罗斯人真正相信主要的错误在基辅一边。英国《金融时报》记者现驻俄席佳琳(kathrin hille)最近在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里也写道,欧美人常常把今天俄罗斯人对普京的高支持率,视为克里姆林宫宣传和欺骗的结果,但往往忽视了俄罗斯人真正的想法——很多人对西方怀着一种真实的、而且有充分理由的愤懑。她呼吁,西方人要了解俄罗斯人真正在想什么。

俄罗斯曾经的名片是普希金、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现在则是展示肌肉的普京,以及黑色的石油。这样的转换或许并不全是外部世界的错,但我们也无法接受俄罗斯是如此的单薄和无趣。特列宁说,这本书献给在后冷战时代成长起来的人们,他们或许对俄罗斯已经形成了固定的印象——一贯奉行扩张政策,总是威胁弱小的邻国,等等。作者试图解释一些背后的故事,呈现出其多样化的面相,比如,在有些时候,并不是简单的俄罗斯以强凌弱,比如,在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对西方的态度是温顺而不是强硬,但这种温顺并未换来西方的尊重。

从彼得大帝的时代起,俄罗斯一直痛苦地试图摆脱自己“边缘、落后”的身份印记。彼得大帝迁都于更靠近欧洲的圣彼得堡,不可不说是反映了一种自卑的、希冀得到别人承认的心理。在1815年击败拿破仑后,俄罗斯甚至梦想拯救和领导欧洲。但时至今日,俄罗斯仍然被欧洲视为异己。在本书中,我们看到了俄罗斯为寻求在现代世界中的一个身份而做出的苦苦挣扎,以及困惑,还有困惑导致的某种叛逆。

令人有些不安的是,特列宁提到,今天的俄罗斯更像一战之后的德国魏玛共和国——失去了部分领土国际地位,但仍然庞大并有大国潜力,不满现实又对未来感到茫然。特列宁没有说的是,这个魏玛共和国会不会向希特勒体制转变。不过或许我们始终要记得,希特勒的崛起并不全是德国人自己的错,一战战胜国对德国的不公正对待,也曾经起了重要的作用。

俄裔哲学家亚历山大·科耶夫曾说,希望得到他人的“承认”是人类的一种根本性的欲望,而“追求承认的斗争”贯穿着人类的历史,这种斗争甚至导致流血。或许,“承认”需求不止存在于个体之间,也存在于不同的国家、民族之间。俄罗斯一直希望得到外部世界的承认。在卸下帝国的光环与镣铐之后,俄罗斯正在经历一场艰难的重生,充满着不确定性,而外部世界的尊重与承认有助于它更顺利地蜕下这沉重的茧套,让这个裂变过程少一些痛苦,少一些给世界制造动荡与冲突的可能。

为此,对俄罗斯的一种全方位的、感同身受的认识是必要的。如果俄罗斯要成功转型为特列宁所说的全球社会中“有尊严和贡献的成员”,一个重要前提是,外部世界应该正确地理解俄罗斯:它有它固有的弊病与问题,但有时它冲动与激进的一面,也许反映了自身的某种不安与恐惧。一种基于普遍的人性的理解,而不是一种带着我们这个时代肤浅特征的、卡通化的理解,或许可以让未来的俄罗斯更多展现它托尔斯泰的一面,而不是伊凡雷帝的一面。

经济观察网相关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