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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主义”的是与非
2015-04-20 15:10 来源:经济观察报 作者:刘淄川 编辑:经济观察网
导语:奥巴马对美国外交政策的适时调整,引领一场从“使命主义”向“实用主义”的回潮,是一种理性的调整

 

刘淄川/文

 

 

在国际关系中,敌人与朋友向来不是永久性的。在去年12月美国与古巴宣布要实现历史性和解后,目前两国间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坚冰,正在一点一滴地融化。4月1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巴拿马出席美洲峰会时同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握手、互致问候,并进行了约一个小时的双边会晤,这是近半年世纪以来,两国领导人首次正式会晤。

4月14日,奥巴马致信国会,表态支持把古巴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删除。这是履行他在美洲峰会上做出的承诺。他的行动很迅速,表明了与古巴和解的诚意和决心。这一举措可以为两国关系全面正常化扫清法律上的障碍,下一步的发展可能是两国相互设立外交机构。

无疑,古巴需要与美国和解。冷战结束后失去苏联援助的古巴,在经济上深陷困境,希望看到制裁的解除。被移除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古巴就可以获得国际金融机构以及美国商业银行的贷款。

和解不仅是政策上的,也是语言上的,两国努力营造友好气氛。在美洲峰会上,劳尔·卡斯特罗虽然延续古巴政府的立场,批评美国几十年来的对古政策,但他在批评完后,刻意将奥巴马挑出来区别对待,强调在他看来,“奥巴马是一位诚实的人”。

同时,美国与宿敌伊朗,也在走向历史性的和解,虽然与美古关系正常化相比,也许步伐更慢,不确定性更大。近期伊朗核问题六国与伊朗初步达成核协议,在最终协议达成前,两国仍然有许多障碍需要跨越,但这无疑是迈出了重要一步。

追溯历史,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前曾经是美国的盟友、美国中东政策的支柱之一,今天虽然已经世易时移,但两国仍然可以在稳定伊拉克局势等方面展开合作。近期也门爆发的战事表明,中东爆发一场大范围的逊尼派与什叶派的教派冲突的可能性正在增大,如果美国要稳定局势,作为什叶派的核心国家的伊朗,是一个不可不与之接触并达成妥协的国家。不过,在与伊朗接触的同时,美国也会考虑对沙特等传统盟友平衡对待。如果沙特等国产生被美国“厌弃”的想法,也可能追求发展核能力,导致一场中东的军备竞赛。与美古关系相比,这场博弈的形势更为复杂。

 

 

2008年,奥巴马曾激起一股旋风。他上台时是一位被世人寄予厚望的总统,但其在任期内的表现并不让人满意,甚至未能取得他的一些支持者的认可。很显然,在任期的最后两年里,他希望留下一些后人可以追念的外交成绩。他的外交政策思想和走向也日益清晰起来,但同时,他的努力也在遭遇非议和质疑。

这种质疑主要不是来自国际社会。事实上,世界上多数国家并不支持美国对古巴的长期制裁,尤其是拉美各国,长期站在同情古巴的一方,所以推动美古关系正常化不会得罪任何国家,是国际形势的大势所趋。伊朗同样如此,除了沙特等逊尼派国家以外,多数国家也希望美国与伊朗至少达成暂时的和解,以缓和中东局势,因为日益走向碎片化的中东所带来的能源与安全挑战,确实会让所有国家都吃不消。

奥巴马政策遭遇的最大阻力来自国内。共和党人强烈抨击他与古巴和解的决策,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已宣布加入总统竞选战的古巴裔共和党人卢比奥。而美古关系正常化的一个关键障碍——美国对古巴的制裁,只有经过国会的同意才能取消。在伊朗问题上共和党人更强烈地向奥巴马发难。美国国会在3月邀请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演讲,抨击奥巴马试图与伊朗达成的核协议。这场政治博弈至今仍在持续,美国国会仍在寻找办法,试图通过投票的方式阻挠奥巴马解除对伊朗制裁。

长期以来,美国政府与国会之间在外交方面的权限划分不清晰,导致总统虽然被视为美国在对外关系中的“唯一代表”,但难以单独决定外交政策走向,始终要受到国会的掣肘。这固然有其好处,即美国可以以国内“宪政”安排为由,拒绝履行总统向其他国际实体做出的承诺,从而少承担一些国际义务;但也有坏处,即可能影响外国对美国政府外交政策执行能力及稳定性的信任。不过,除非共和党人赢得2016年的总统选举,否则他们难以颠覆“奥巴马主义”前进的脚步。

当然,奥巴马外交政策是否已经成为一种主义(doctrine),也许还存在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的外交政策带有着鲜明的特点,以及一些可以总结为原则的东西。奥巴马近期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给奥巴马主义提供了一个言简意赅的版本:“我们接触,但保留所有的能力”(we will engage, but we preserve all our capabilities.)

“接触”意味着改变小布什时期与“敌国”不相往来,依靠制裁和孤立迫使其国内态势发生变化,或者直接动用武力争取实现“政权更迭”的做法。奥巴马解释说,接触是比孤立更有效的力量。但“能力”是他同时强调的另一面:接触的后盾是保留实力,同时保留选择除外交之外的其他政策工具的可能性。

积极的方面是,奥巴马的政策代表一种外交上的行动主义。针对长期的、根深蒂固的、看起来无法消解的对峙,奥巴马选择采取主动性的行动,寻求化解的可能。这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因为在伊朗和古巴问题上,打破坚冰的主动权始终保持在美国手中。尽管这些国家在中国舆论中往往被打上“反美”的标签,但它们其实非常愿意实现与美国关系的正常化,因为不正常状态所导致的制裁,在持续性地严重损害着它们的政治与经济利益。毫不意外的是,核协议达成的前景得到了伊朗民众的广泛欢迎。同时,它们更希望看到美国主动伸出橄榄枝,而不是向美国乞求,这样就可以缓解当政者面对的来自国内强硬派的压力。

 

 

同时,奥巴马外交政策还遭受另一种批评,就是所谓的“软弱”或“无动于衷”。的确,2013年叙利亚化学武器攻击疑云中,在俄罗斯的调停下,奥巴马最终未作出对叙利亚动武的决定;在2014年3月爆发的俄罗斯-乌克兰冲突中,美国没有直接军事介入;2014年夏“伊斯兰国”(isis)在叙利亚与伊拉克北部地区崛起,美国也没有发起另一场“反恐战争”。

然而,这些做法也反映了美国主动的政策考量与选择,及一些基本原则,正如奥巴马任期内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明确写道的——“拒绝设定超出我们责任、能力或利益范围的目标。”美国开始承认,它没有力量改变其他社会的内部生态,所以它改变自己的角色,正试图发挥一个“离岸平衡者”的作用。

正如伊拉克战争所表明的,对某个热点地区的过度参与反而会损害美国的长期实力,而美国可以转向与盟友的合作来管控局势。在2011年推翻卡扎菲的利比亚战争中,美国让法国、英国等欧洲国家担当战场上的主角,自身发挥背后领导作用(leading from behind)。这种平衡性也表现在亚太地区,美国所主导的“再平衡”也不是剑拔弩张的,虽然在钓鱼岛问题上更倾向日本一方,在南海等问题上批评中国,但美国始终强调它的目标并不在于“遏制”中国。

在过去,过度使用“硬实力”已经给美国利益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事实上奥巴马第一任期的重要工作就是弥补小布什留下的烂摊子,从伊拉克与阿富汗这两场旷日持久又徒劳无功的战争中抽身。奥巴马主义意味着,在未来美国将更多依赖外交力和软实力。

奥巴马主义的另一个特点是淡化价值观或者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比如美国已经基本放弃了对中东进行大范围的“民主改造”的话语。应该说,美国历史上大部分时间外交政策是以现实主义为基本思路,如果不是在自身利益受威胁的情况下,美国并不对意识形态或制度不同的国家采取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而奥巴马主义只是回归到这个常态,并不是标新立异。

历史地看,在冷战结束后,美国不仅享有强大的硬实力,而且占据了道德高地,让它有能力推行一种“救世主义”、“使命主义”的外交。但这个进程最终发展为小布什时代失败的伊拉克战争,造成对自身实力的过度挥霍,同时被挥霍掉的还有自己的道德优势,导致美国的国际声誉降到低谷。正如布热津斯基评价的,美国浪费了这个成为全球领袖的机会。而现在奥巴马适时调整,引领一场从“使命主义”向“实用主义”的回潮,延续了美国对外政策长期在这两个倾向之间摇摆的传统,是一种理性的调整。

同时也要看到,奥巴马主义的外部表现是收缩,但实质是基于美国国家利益的重整与强化。收缩性和管控性的外交政策让美国避免将过多资源投入到海外事务中,甚至陷入像伊拉克那样的泥潭,可以将节省的精力用于国内的经济复苏之中。而这样的做法,得到了美国民众的肯定。随着经济复苏势头的强化,奥巴马在今年的支持率也在回升。

必须看到的是,奥巴马主义的收敛是美国主动的政策选择,并不是因为不可抗拒的外部压力而被逼迫的选择。虽然美国衰落论日渐流行,但美国实力空前强大的局面并没有改变,俄罗斯正在日趋衰落,而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目前并没有全面挑战美国的实力。

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瑟夫·奈在新书《美国世纪结束了吗》中认为,虽然面临种种考验,但美国在本世纪将在经济、人口、地理和军事等各方面保持持久的优势。奥巴马在2014年5月的国情咨文中也表达豪情壮志:在未来一百年里继续在世界范围内保持领导力,是美国的最低目标。无论对奥巴马做何种的主观评价,客观上来看,他的对外政策是促进而不是妨碍了这个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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